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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丹志编纂者杨治平

    来源:宣传部  日期:2017-07-27  信息员:车小蓉  签发领导:王永旭  浏览:0次  打印

    《丹噶尔厅志》是湟源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青史,其编著者为杨治平先生。杨冶平,字景升,号痴屏,晚号潜园老人,青海省湟源县城关镇人。汉族,生于清同治五年(1866年),卒于民国25年(1936年)

    治平先生祖籍西安,家庭向以靴匠为业。咸丰末年,其祖先随同山陕商人来青海谋生,先在碾伯、镇海堡等地做工。后迁至丹噶尔城,仍以制靴为生,并在东城壕购宅定居,那座四合院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    同治年间,兵荒马乱,治平的祖父、父亲先后去世,家中留下他的母亲和幼弟三人,孤儿寡母,凄苦伶仃,艰难竭蹶,其母以替人晒羊毛,拣毛渣,洗衣缝补,维护生活。光绪初年,家道虽极艰苦,其母仍送治平从师求学,取得邑廪生资格,二十五岁左右,在丹城设馆授课,河湟著名爱国人士朱绣早年就授课于治平先生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考取贡生,才学超人,满腹经纶,本应保送礼部深造,但家境贫寒,未能去京师国子监就读,遂在家研读著述。见多识广,风华正茂,聊以卒岁,以奈自慰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和三十四年(1908年),选用知县靳学书以杨治平德才兼备,得天独厚,多才多艺之条件推荐于厅同知,两度编撰《丹噶尔厅志》,独步一时,声誉渐起。

    据《<丹噶尔厅志>与杨冶平》一文记载:《丹噶尔厅志》起草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十月,脱稿于次年六月。编者见到原始珍本上有“经历任厅同知张庭武、文涛、孚慧先后审定,最后由孚慧题签书名,乡绅靳学书募捐银两,于宣统二年(1910年)由甘肃省官报书局排印。共为卷八、序七、跋一,约十万余言。稿本封面有墨批“印五十部,有二百八十两,限一月印出,各房工头督饬各匠赶为排勿违,切切。十月二十九日。印章”(印章字迹不清)。以上文字,至今记忆犹新。

    据《湟源县志》记载:《丹噶尔厅志》先后三易其稿,方日臻完善。远在光绪三年(1877年),西宁道张价卿为修纂《西宁府续志》,曾派西宁县孝廉(举人)张于福和明经(贡生)郭振新来丹城,会同乡绅采访,编辑成丹噶尔《乡土志》稿一部,带回西宁。《续志》纂成之后,此稿便藏在明经王炬南家中。以后时局多变,草稿也遗失大半,仅存数十页约万余言。这是湟源方志编纂之始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甘肃省颁布了部檄《乡土志例》,令省属各府、州、县编纂乡土志。经靳学书推荐,新任厅同知邓尔康委邑廪生杨治平纂修。杨氏即从王炬南处要来光绪初年辑成的《乡土志》残稿,大处着墨,用其材料,并搜集补充,按《乡土志例》要求,于同年冬辑成初稿四十余页,约万余言,名为《丹邑新志》。《丹邑新志》不分卷,列目十五:历史、政绩录、镇海协营副将、兵事、人类、户口、民族宗教、实业、地理、山脉、城内祀庙、湟水、道路、物产、商业等。《丹邑新志》内容简略,但较为完整。编者见到这部志书是在《青海省风土概况调查大纲》(湟源县风土调查大纲)中。

    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秋,甘肃省成立“通志局”,通令各地编修《乡土志》,催逼公文纷至沓来。新任厅同知张庭武正在为难之际,靳学书又以《丹邑新志》稿呈之。张见其稿虽依部檄《乡土志例》叙次而成,但觉得与新颁《通志》条目未能合谐,又邀杨治平与靳柏龄(靳学书舍侄)重新编辑,并组织人员全力协助。时靳柏龄因忙于他事,杨治平乃远绍史传,旁稽存档,广为搜罗,字斟句酌,补充修改,于次年六月完稿,名为《丹噶尔厅志》。这就是最后的稿本。

    《丹噶尔厅志》比起《丹邑新志》,篇目增多,内容丰富,资料翔实,记载详尽,且能因地制宜,各有所重,高屋建瓴,如实地记载了清代湟源的自然和社会风貌,成为湟源乃至青海一部宝贵的方志。与杨应踞的《西宁府新志》等同视之,相提并论,引起多方广泛赞许和极高的评价。赐进士出身,二品顶戴、丹噶尔同知事张庭武道余以为邑志者,合历史、政绩、人文、地理、教化、风俗、实业,籍有赖焉,濒行草此,以示丹人”。宣统元年同知孚慧有序“道德文章,赤帜自树、成景升之苦志,寿如贞珉”。朝考孝廉选用通判王矩南也赞“所缉十万言,则博矣”。花翎四品衔选用知县靳学书也序赞“今观是志,其政绩、兵事、地理、山水、人物、风俗、历历如绘”。岁贡生谈良善更赞称“凡丹邑民风、士俗、山川、物产,俱详载于其内”

    杨治平撰志,精心设计,专心结撰,镂雕物状,纤悉不遗,广为搜罗,详加核实,取精弃粗,去伪存真,文意深刻,词语精练,笔锋简直,力透纸背,真正达到了以使后世之秉笔者,据为底本……故缕缕述之,而惟恐事之不明也”

    《丹噶尔厅志》涉猎内容广泛。由于湟源独具的地理位置与历史特点,使其涉及范围较广。将青海湖、倒淌河、茶卡、柴达木、湟水源头、黄河两岸,玛沁雪山等地的物产和地理状况收录进去,还记载了一些有关西宁、碾伯(乐都)、威远(互助)、大通的物产和内省各地的一些名产。在《人类》中,还记载了青海蒙古二十九旗和环海八族藏族情况。超出境外,广为记载,正如撰者所言:“丹志不列,更无有记其事者”。而且这些地区,“向为本境之大交涉,非越俎辅张也,……故附于此”。《丹志》所记保存了较为广泛的资料,为研究青海历史,尤其是蒙藏回族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    杨治平编志,对许多社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曾抨击当时那种固滞而不思变通,守旧而不谋维新,安于固陋而不能奋勉”等现象,要求加以改革。强烈要求社会改革,在某些方面也表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。这在封建时代来说,是难能可贵的。

    杨治平先生除了编撰《丹噶尔厅志》,还呕心沥血,著作累累,据杨贡九先生保存《杨治平先生遗著草目》看,主要还有《潜园笔记》、《青海开设新省政策全稿》、《痴屏随笔》等六十四种共200余册。睹物思人,独善其神。独具只眼,独具匠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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